水色说：其实书中很多观点我都未必认同，但书是写的真好，经过作者与译者的不断梳理，读起来也很顺溜，茨威格在讲自己的世界，在叙述自己的事情，但又极度克制到置身事外，尽力让文字摆脱了个人情绪，同时也确实表达了自己的世界。
自己那个优雅有序，个人拥有自由和体面的时代。时代的破碎身份认同及荣辱等事，极度的压抑摧残人性，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坚韧的熬下来。按照我总是要古今中外对比的习惯，此书总是让我想起王国维，可惜我对王老生平知之甚少，说不出所以然。
前言
我们这一代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样命运多舛。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哪怕是最渺小、最微不足道的人，内心的最深处也被我们欧洲大地上无休止的、火山喷发般的天摇地动所搅扰。
感觉还是过于夸大自己的痛苦，可能也是敏感程度不同所致。其实也未必如此，但这个时代的个人意识很强，对比衬托出结论，古中国魏晋/五代十国之际，甚至清兵入关之际，也是非常痛苦的全方位折磨。
在人们使用我的写作语言的地方，我的文学作品被付之一炬；在同样的地方，曾经有上百万读者将我的书当作朋友。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还从来没有呈现出更大的邪恶，也从来没有完成过这样神明般的壮举。
亚历山大港的大火
极可怖者梁元帝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92979.html
一 太平盛世
犹太人身上有某种东西，在无意识当中要让他们去摆脱那些道德上的灰色地带，那些令人生厌的特征，小家子气和粗俗，那些只认交易和买卖的做法，他们要将自己提升到纯粹的、没有铜臭的精神领域，用瓦格纳的话说，好像要让整个种族从金钱的诅咒中解脱出来一样。
如果犹太人连一个绝对的生存之地都没有，怎么生根？
一个人如果没有对文化的热爱，对生活中这种最神圣的多余之事保持着同时既能享受又能挑剔的感觉，他/她就不是一位真正的维也纳人。唯有在面对艺术时，一切维也纳人才会觉得他们都有平等的权利。在维也纳，爱与艺术是共同的责任，犹太市民通过襄助的方式对维也纳文化活动的参与是难以估量的。他们也是真正的受众，他们光顾剧场、音乐会，他们购买书籍和绘画作品，他们参观各种展览；他们有灵活的理解力，受传统的束缚相对较少，他们到处是一切新艺术的支持者和先锋。
即使做了这么多，为什么茨威格引以为傲的老奥地利人也还是抛弃了犹太人呢？是不是会导致茨威格讨厌自己的身份认同？
同为犹太人和德文化人，不得不让我想起 汉娜 阿伦特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德国反思纳粹的小说《朗读者》
二 上个世纪的学校
我们时日中的每一刻，都与世界的命运连在一起。我们带着苦痛和乐趣，经历着远远超出自身生活小圈子的时代和历史，而我们的前人只局限于自身的生活当中。因此，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位，哪怕是这一代当中最微不足道的人，对真实世界的了解也会千百倍地胜过我们祖先当中最睿智的人。但是，这不是我们白白得到的礼物，我们为此付出了不折不扣的代价。
真的就了解么？后面就说到了身处其中 #没有真相
在学校之外他们还被要求获得“通识教育”：法语、英语、意大利语，除了这些“活”的语言以外，还有古典希腊语和拉丁语，也就是说，五种语言再加上几何学和物理学，以及学校里的常规学科。
我们首先要被灌输这样的想法：一切现存事物均完美无缺，应该尊奉；老师的意见绝不会错；父亲的话语不容反驳；国家机构是绝对性质的，具有永恒的有效性。
三 情欲初萌
我们青春岁月真正的经历是，艺术领域正有新的东西在酝酿，一种超出让我们的父母和周围环境满意程度的，更加充满了激情、更成问题、更有尝试性质的新东西。我们因为生活中的这一片段而陷入狂热的兴奋当中，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美学领域内的转变不过是许多更为深远的变化中的余响和先兆而已，这些转变将撼动我们父辈的那个世界、那个太平的世界，并最终将其毁灭。
年轻的革命者总是嚷嚷着要打碎旧世界，可是哪儿又有那么多全新的东西呢？又所以，慢慢年长后开始喜欢保守。
四 生活的大学
我们的大学大多成立于中世纪，在那个时代，跟渊博的知识打交道还算是不同寻常的事情。为了能够吸引年轻人来大学就读，大学生们被授予一定的等级特权。中世纪的学者不在一般法庭的管辖范围内，在校园里不能受到警察的搜查或者叨扰。大学生穿特殊的制服，享受可以决斗而不受惩罚的特权，他们被认可为一个封闭式行会，有自己的良俗和恶俗。
1154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路过博洛尼亚，学生们要求皇帝给予保护。腓特烈一世爽快地答应了，立即颁发特许状，赋予他们四项权利：
一是法学院学生和神职人员一样，享有自由和豁免权。
二是为了学习和教学的目的，学院可以自由迁徙。
三是有不因学术观点而被报复的权利。
四是当学生和其他人发生冲突，有权选择他们相信的法庭。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99113
纵观我的整个人生，我很少能回忆起来有刚上大学那几年那么幸福的生活，那是没有大学学习的大学生活。那时我还年轻，根本没有那种必须要成就什么的责任感。我相当自由，每天的二十四个小时全部属于我自己，可以读书、工作，想做什么做什么，不必因此感到亏欠了任何人。
水色：有点庆幸，自己读这本书的时候是自由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属于自己的。
他有些苦涩地笑了笑，说：“您别忘记，我们几千年来都在面对问题，都习惯了跟理念争吵。我们犹太人在两千年的历史上没有实践，没有给世界带来什么‘真实的’东西。无条件的献身精神也是需要学的，我自己到了今天还没有学到手。“
我遵照诗人戴默尔的忠告，将时间用在翻译上。对这一忠告，我现在仍然心存感激。到今天我也仍然认为，对一位年轻诗人来说，翻译外文的文学作品是去更深地了解自身语言的精髓、去创造性地掌握这一语言的最好机会。
正因为每一种外语中那些最为独特的约定俗成的用法会抵抗任何模仿，这才对语言表达力构成了平时不会遇到的挑战。这种斗争——不屈不挠地强行将外语变为自己的语言，强行将自己的语言变得富有弹性——对我来说总是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艺术乐趣。
思考差异让人更容易跳出很多默认的理所当然，进而能反思自己的母文化。
在内心深处，我已经清楚自己接下来几年要走的路：多看，多学，然后才真正开始！不要带着仓促发表的作品来面对这个世界，而是首先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内容！
但是，他们给我安排的考试并不难。因为我在文学方面的公共活动，那位与人为善的教授对我已经有所了解，也能恰到好处地开个小玩笑。在正式考试前的预先谈话中，他笑着说：“您可不愿意被考问精确逻辑方面的问题。”的确，他后来提出的问题都是在一些不那么尖锐的领域，他知道我会有把握的领域。那是我第一次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一门考试，而且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也是我的最后一次考试。
和西南联大很像。参见《巨流河》“柳耆原非理组人“。
五 巴黎，青春永驻的城市
巴黎人只知道对立的事物可以并存，没有高下之分；在豪华的大街和旁边肮脏的小巷之间没有看得见的界限，到处都同样活跃而愉快。
浪漫
不过，无论是一个民族也好，一座城市也好，那最内在、最隐秘的内容永远无法通过书本以及哪怕最不怕疲倦的漫游而得到，要了解它总是要经由它最出色的人物。只有通过与活生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友谊，才能领会到一方水土与一方人之间的真正关联；所有那些从外面观察到的内容，都是不真实的、太仓促的图景。
其外不知其内也不知道， #没有真相
在我们这个动荡的时代，在无所不在的侵扰随时可能发生的时代，还会有那些纯粹的、只考虑抒情诗画面的诗人吗？这难道不是踪迹湮灭的一代吗？我要心怀满腔的爱恋来哀诉，这一代人在我们当中后继无人。在遭受所有命运风暴席卷的日子里，这些诗人不渴求外表生活中的一切，不要成为凡夫俗子，不要荣誉、头衔、实利，他们别无所求，只是要在安静却充满激情的努力中，将一节一节的诗句连接起来，让每一行都浸透着音乐，闪烁着色彩，燃烧着画面。
一切都不会消失，只是换种方式继续生存。
当一个韵脚与另外的韵脚相合，一种无法描写的动人心弦从中挣脱出来，它比在风中飘落的一片树叶发出的声音还要轻微，然而却能用它的回响轻抚那最遥远的灵魂。
文字太优美，感觉就像听到了熟悉抚慰的音乐。
歌德献给拜伦爵士的挽歌中，那打动人的安慰之句始终不失其真：“大地会再生出他们，就如同他们一直以来生成世界一样。”
所以，对于逝去的东西何必纠结呢？
六 通向自我，道阻且长
我认可歌德的话：要想完全把握伟大的作品，就必须不光看到它的完成，也要聆听到它成形的过程。
我也很认可，成行过程才会带来更多的体验，更多的共鸣。
八 欧洲上空的光芒与阴影
今天这一代人在灾难、毁灭和危机中长大，每天都有可能发生战争，也许很难向他们描述那种自世纪之初占据我们年轻人心灵的乐观主义和对世界的信任。四十年的和平让各国的经济肌体变得强健，技术给生活节奏加入生机，科学上的发现让那一代人的精神为之自豪。蒸蒸日上的情形几乎在我们欧洲所有国家同时开始。城市一年比一年美丽。
我现在也是，但我也不愿意天天想着即将的危机，不想过的太累。
贝尔塔·冯·苏特纳（Berta von Suttner）人生中的最大胜利是，唤醒了炸药的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良知，为了对他的炸药造成的灾难进行补偿，设立了旨在推进和平及国际理解的诺贝尔奖。
九 1914年大战伊始时刻
带着我这般信念的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一场战争中宣布自己为“拒服兵役者”。这在奥地利（与在英国不同）会面临着最严重的惩罚，这的确要求一个人在灵魂上有受难者的坚定。可是，在我的天性中缺少这种英雄因素，我一点儿也不羞于公开承认这个缺陷。我的本性态度总是去回避一切危险情境，而且我为自己的犹豫不决而受到责备也不光是在这次——这次我受到指责也许是对的。
十 争取精神上的同路人
商店里的法语和英语招牌必须消失，甚至有一个修道院“天使贞女”（Zu den Englischen Fräulein）的名字也必须改，因为那些愤怒的民众根本不知道，这里的englisch的含义是“天使”（die Engle），而不是盎格鲁——撒克逊。那些装腔作势的商人在信封上贴上或者盖上“上帝惩罚英国”的口号，社交界的妇女们发誓（写信给报纸）她们一辈子再也不会讲一句法语。在德国的舞台上，莎士比亚被禁演；莫扎特和瓦格纳被从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中驱逐出来；德国的教授们声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的教授们则声称，贝多芬是比利时人。人们不假思索地将精神财富从敌国运来，就如同粮食和矿砂一样。
文化的重要性。
十一 在欧洲的心脏
今天我知道，如果我当初没有在战争期间带着同情和预感遭受痛苦，我还会是战前的那位作家，“舒缓的”——如人们在乐评中使用的词汇——但是永远也不会直达内心的最深处被抓住，有所理解、有所触动。现在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感觉，同时是在为自己也为这个时代发声。
在我试图去帮助别人时，同时帮助了自己：这是我在《伊拉斯谟》之外最关涉自身的、最为自己而作的作品，后者完成于希特勒统治之下的1934年，源于类似的危机。从我开始写作的那一刻起，这个时代的悲剧给我带来的痛苦不再那么严重了。
我把那些在与人们谈话中不得不保持沉默的内容，全部写入诗的对话当中。我把压在自己灵魂上的重负甩了出去，又找回了自己；在我对这个时代无法认可之时，我找到了对自己的认可。
自我认同就足够了，可惜最后还是做不到。
十二 重返奥地利
当时，每次下去到城里都是令人震撼的经历：我第一次在人们危险的黄眼睛里看到了饥馑。面包发霉变黑，味道如同沥青和胶水一样，咖啡是用烧煳了的大麦做成的代制品，啤酒就是黄色的水，巧克力是涂了颜色的沙子，土豆都冻了。
实在没想明白怎么用烧糊的大麦做咖啡？难道是糊锅巴的苦？
刚开始，农民们还因为一下子有这么多纸币感到高兴，于是自己把纸币“囤积”起来。等到他们的钱包满了，要带着钱到城里买东西时，才难过地发现：那些食品，他们不过是以平时五倍的价格卖出去的，而他们想要买的镰刀、锤子、铁锅等，价格已经涨了二十倍或者五十倍。从那以后，他们就只以工业品来换食品，要求以物易物的对等交换。
《货币未来：从金本位到区块链》恶性通货膨胀的坏处远远不只是很多人失去了很多钱，它是社会经过几百上千年才建立的经济生产结构的彻底崩溃。随着货币的崩溃，除了挣扎于基本的生存需求，人们再也不可能进行贸易、生产或从事其他任何活动。
存在的每一种表达形式都要显示出激进和革命，艺术也当然如此。新绘画宣布伦勃朗、老贺尔拜因（Ambrosius Holbein）和委拉斯开兹（Velasquez）创作的一切都已过时，开启了最光怪陆离的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实验。
Velasquez 这个名字在《on taste》中有提到。
因为我拒绝像猴子那样投他们所好。对于早年的作品，我自己感到不满意，我再也没有再版那些“唯美”时期的书。这也意味着，要重新开始，要等待，直到各种“主义”的焦躁浪潮退去。我个人的一个缺陷——全无上进心——也有利于做到这种不尚虚荣。
我开始了一个大型的系列“世界的建造大师”，就因为自己知道这需要做上几年；我写作了中长篇小说《马来亚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带着彻底的非行动主义者的放松。我身边的国家，我身边的世界开始慢慢地有了秩序，我也不应该再有所犹豫。我可以装模作样的时代过去了，那时我所开始的一切，都无非是权宜之计。人生的中途站我已经到达，单纯承诺的年龄已经过去；现在需要做的是，去更有力地追随自己的渴望，去让自己经受住考验，或者让自己彻底放弃。
十三 再度漫游世界
可是，战争并没有过去。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都在美好的愿望中让自己受到蒙蔽，将自己的个人思想准备与外在世界的思想准备给混淆了。
我经常向出版人提出胆大妄为的设想：编辑一个能让人一目了然的系列，将全部的世界名著——从荷马到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魔山》（托马斯·曼）——进行剔除累赘部分的彻底缩写。
某种致敬：译者遵从了这个设想。
如果说，有时候我的书因为能抓住读者的节奏而受到赞誉的话，那么这个特点绝非出于天性的不安或者内心的躁动，而仅仅是由于有那种系统性的方法，始终将一切多余的停顿和噪音都处理掉。如果说我的写作有哪种艺术可言的话，那就是这种舍弃的艺术，因为哪怕在写出来的一千页手稿中，有八百页最后被扔进了废纸篓，只有二百页经过筛选的精华被印出来，我也不抱怨。
即便如此，还是被译者又这么做了一次，读起来确实非常流畅，舒服极了。
十四 夕阳西下
冬宫非常雄伟，令人难忘的是在那里看到的景象：工人、士兵、农民成群地穿着沉重的鞋子走进从前沙皇的大厅，他们充满敬畏地将帽子拿在手里，就如同从前站在圣像前面一样，他们怀揣说不出的自豪来观赏这些绘画：这些现在属于我们了，我们得学着去了解这些东西。
教师们带着脸蛋圆圆的孩子穿过大厅，艺术管理员们在向那些有些拘谨的、认真倾听的农民解释伦勃朗和提香的绘画。每当讲到细节，他们总是胆怯地将沉重的眼皮下的眼睛抬起。在这里也如同到处都有的那种情况一样，在这种纯洁的、认真的努力后面，未免有小小的可笑之处：想要在一夜之间让那些大字不识的“人民”马上能理解贝多芬或者维米尔的作品。
人心中圣神伟大的东西依然没变，也变不了。
这种努力的最可宝贵之处在于，一方要立竿见影地让艺术变得可以理解，另外一方得去理解。但是，这让双方都变得毫无耐心。在学校里，他们让孩子们画最野性、最先锋的东西，十二岁的小姑娘的课桌上放着黑格尔的著作和索雷尔（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人）的书；连根本不认字的马车夫，手里也拿着书，只是因为那是书，“书”就意味着教育，也是新型无产者的尊严和责任。
可是，难道这种矛盾只在我身上才有？难道它不是更多地源于俄罗斯人的身上？它不也存在于托尔斯泰——这位我们前来纪念的伟人——的灵魂当中吗？
我跟卢那察尔斯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到底是一个革命者，还是一个反革命者？”卢那察尔斯基对我说：“他自己对此有所知吗？作为一个俄国人，他想太快地完成一切。上千年来形成的世界，他想在翻手之间就改变。差不多和我们一样。”
“要按照一个独此一家的公式来做，完全和我们一样。要是有人说我们是有耐心的，那便是看错了我们，我们俄国人。在身体上，甚至在灵魂上，我们都是能忍耐的；但是我们的思想，比任何民族都缺少耐心。 我们想要一切真理，总是要马上知晓真谛。他，那位伟大的老人，为此受了多少折磨。 ”的确，当我走进亚斯纳亚·波尔亚纳的托尔斯泰故居时，总是能感觉到“那位伟大的老人，为此受了多少折磨”这句话。
大家都这样，道理都懂，一开始行动就急于要到结果。
他就是从那里逃离了这座房子，他是想借此逃离自身存在的矛盾。那里有一杆长枪，在战争中他用它杀死过敌人，而他自己却是一切战争的敌人。在这座低矮的白色庄园建筑里，他的人生存在的全部问题如此强烈而直观地矗立在我的眼前。当我走向他的最后安息地时，这种悲哀的感觉被奇妙地平复了。
至死方休。
很久以后，老人才想起来这个美好的预言，马上就表达了要葬在自己栽种的树下面这一愿望。事情的安排，完全依照他的愿望。因为它那征服人心的简朴，它也是世界上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坟墓。在树林中间，为树木所笼罩的一个小小的四方形土丘：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碑文。这位比任何人都因为自己的名字和荣誉而倍感痛苦的伟大人物，被不题名地埋葬在这里，就如同一个被人偶然发现的流浪汉，如同一位无名的士兵。
没有什么能比人们的敬畏更好地保护这位永无止息之人的最后安息。平常情况下，好奇者会因为一座墓地的奢华蜂拥而至，而在这里，令人无法抵抗的简单俘获了所有参观者。风，像上帝的言辞一样沙沙地掠过无名者的坟墓，此外便了无音声。从这里走过的人，也许只知道这里埋葬着一个人，在俄国的土地上埋葬着某一位俄国人。无论是巴黎荣军大教堂大理石拱门下拿破仑的墓室，公爵陵寝中歌德的灵柩，还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的墓碑，让我感到的震撼都不如这沉默无言、令人动容的无名坟墓：它在树林中的某个地方，只有风儿同它喃喃细语，哪怕不传递任何讯息和言辞。
肃穆表达的极其精准，读到这段时我站了起来。
我自己之所以没有被这种魔术般的迷狂所附体，与其说是因为我自己的内在力量，毋宁说更应该感谢一位陌生人，其姓名我无从知晓，永远也不会知晓。那是一封没有签名的信，一封非常聪明、非常人性通达的信，虽然不是出自所谓的“白俄”，但是对近年来日益强化的对自由的限制表示彻底愤慨。“人们对您所说的话，请您不要什么都相信，”这位不相识的人写道，“您也不要忘记，当您看到他们给您看的东西时，他们也有很多东西没有给您看。您要记住，那些跟您讲话的人，大多数没有说出他们想说的话，只是说了可以对您说的话。我们都受到监视，您受到的监视一点儿也不少。您的翻译要报告您的每一句话。您的电话被窃听，每一步都受到控制。
不管怎样，我还是在俄国如此强烈地感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潮流。其程度之强，在我的一生中很少有过。
全世界一代人的疯狂： https://notes.bluetech.top/published/shuise/d2fb7719d37b69672157078c05caf2d1.html
高尔基后来讲述说，他真心喜爱这年轻一代人那种随便、自由的方式，一点儿也没有因为他们的大大咧咧而感到受了伤害。“我们和他们多么不同，”他一直重复，“要么畏首畏尾，要么太过分，但从来不能真正是自己原本的样子。
之后也许我就又知道，俄国是什么。在远方，一个人会丢掉最好的东西，我们当中还没有谁在流放中拿出好作品来。
对于文人，斩断文化之根也许是最致命的惩罚了。
用里尔帕策（Grillparzer）的美妙说法，“双份外籍人，无一处是家乡”，无法在熟悉的语言中安身，被风给吹来荡去。跟高尔基不一样的一个真正流亡者，特殊类别的流亡者“。
战时又做了次等人。
高行健获奖感言《文学的理由》
贝内德托·克罗齐留在自己的房子里，待在一排排书籍后面。他将《批评》这份杂志继续办下去，继续持同样的观点，继续出版著作和文章，他的威望如此之强，以至于连按照墨索里尼的命令建立起来的毫不留情的检查制度也对他网开一面。他在自己堡垒中，在四壁是书的书房里，他的谈话不带任何面具和装饰。所以，他等于生活在一个密不透风的房间里，在四千万同胞当中却如同生活在真空瓶里一样。
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还没那么狠绝，被人形容为拉胯猪队友的意大利展现出人性的一面。
贝内德托·克罗齐笑了：“恰好是抵抗，才让人变得年轻。如果我继续当参议员，我的日子好过多了，我的精神早就会变得懒散了，变得前后不一贯了。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最大的损害莫过于缺少抵抗。只是到了我一个人站在这里，没有年轻人围在我身边时，我才感觉有必要再让自己变得年轻。”
我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诚恳的信。我写道，自己不想以对他的恭维开头，也开门见山地说，我不认识那个人，也不知道他所犯罪行程度如何。我见过那个人的太太，毫无疑问她是无辜的。如果她丈夫得在监狱里度过那么多年，这全部惩罚之力也会落在她的头上。我绝无意于对判决提出批评，但是我能想到的是，如果这位女人的丈夫不是在监狱里，而是在囚犯岛上——在那里流放者的妻子和孩子可以同住——服刑的话，这对她来说将是一件救命的功德事。
我拿起这封信收件人为贝尼托·墨索里尼阁下的信，扔进一个普通的萨尔茨堡的信箱。四天以后，意大利驻维也纳的大使先生给我写信说，总统阁下向我表示感谢，他已经考虑我的愿望，准备将刑期缩短。同时也有来自意大利的一封电报，确认我所请求的信件已经转交了。墨索里尼挥笔之间，亲自满足了我的请求，那个被判刑的医生不久以后果真被完全赦免。我的一生中，如果论及文学成就带来的喜悦和满足的话，还从来没有什么作品能超过这封信，因此我总是带着特别的感激之情想到这件事。
大自然不让人来偷听这个秘密，它不让人读懂那最后的一个艺术之举：大地是怎么来的，一朵小花是怎样出现的，正如一首诗、一个人一样。造物毫无怜悯之心地、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地给自己蒙上一层面纱，就连诗人、音乐家本人也无法解释清楚他们灵感产生的那一瞬间。当一件创作完成之时，艺术家也不再知道它的起源，它的生长和成形。他永远或者说几乎永远也无法说清楚，单个的词语如何在他那高超的感觉中汇集成诗行，单个的音调如何就合在一起变成旋律，之后便响彻了几个世纪。
这是 AI 永远也做不了的事情，也是人最神圣的地方。
十五 希特勒的发端
我的努力开始转向那些表现他最幸福的创作时刻，他最成功作品的手稿。也就是说，我要收藏的，不仅仅是诗人随便哪一首诗，而是他最美诗作当中的一首，那些从墨水笔或者铅笔将灵感给予人世间的形式那一刻起，就已经达到的永远的诗歌。我想要的是，那些永恒人物的手稿遗留当中那些让他们在人世间变得不朽的痕迹——狂妄的苛求！
群星闪耀的原始记录，这里的文字已经完全呼应到了《人类群星闪耀时》的澎湃。难怪能写出那么多的传记，收藏的足够啊。
我理所当然地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是这些东西的所有者，而只是一段时间内它们的保存者。吸引我的不是那种“拥有”的感觉，“我拥有”的感觉，而是那种汇集带来的刺激，将收藏打点成一件艺术作品。
我让一部分藏品存放在保险箱里以及放在朋友处，此后我下了决心，依照歌德那警告性的词语：如果博物馆、收藏库和武器库不能继续充实，不得不僵化在自身当中的话，那么最好就跟这个收藏告别。
对我来说，从来都是创造本身才是我的愉悦所在，而不是创造之物。 所以，我并不为从前的狂热投入唱挽歌。我们这些在这个时代——它是任何艺术、任何收藏的敌人——被追猎、被驱逐的人，如果还需要去新学一种艺术的话，那便是诀别的艺术：与一切曾经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爱之所在的东西告别。
在每一位艺术家身上，总是有一种矛盾：如果生活让他经历太多的坎坷，他渴望安宁；当生活太过风平浪静时，他又渴望返回惊心动魄之中。
应该说所有人都这样吧。
一个人无法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改变三四十年中内心对世界的信念。我们相信存在一个德国的、欧洲的、世界的良知，这植根于我们对法律的观念中；我们坚信反人性行为一定会有一个限度，哪怕其中最糟糕的行径也会在人类面前灭亡。我在这里尽可能地保持诚实，因而我得承认，在1933和1934年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所有人当中，不到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人会以为后来几个星期以后就接踵而来的事情有发生的可能性。
回归新中国的那批人也是这样的心态，不是想不到后面的命运，只是没想到能那么没底线。
从一开始，施特劳斯就向我开诚布公地坦言，一位七十岁的音乐家已经不具备音乐灵感的原初力量。像《蒂尔的恶作剧》或者《死亡与净化》那样的交响乐作品，也许他再也创作不出来了，因为纯音乐对最高级的创造活力要求最高，不过词语依然能给他带来灵感。他还能用音乐将一种现成的，已经成型的主题戏剧性地表现出来，因为他还能从情景和词语当中临时生发出音乐主题，因此他在自己的晚年就只从事歌剧写作了。
他只是希望，要是我能放进去几个复杂的形式，能够给色彩描画以最好的发挥机会。“我不能像莫扎特那样想到长旋律。我总是采用短主题。但是我所擅长的，是去对它进行变奏、去装饰，将其中蕴藏着的一切都发掘出来。我相信，今天没有人能做到像我这样。”
施特劳斯工作得客观而冷静，他按部就班地安静创作，就像塞巴斯安·巴赫一样，像每一个行当中技艺高超的手艺人一样。每天上午九点，他在桌子旁边坐下，精确地从昨天停止的地方开始继续作曲，有条不紊地用铅笔写下初稿，用墨水写下钢琴曲谱，中间没有停顿，一直到十二点或者一点。下午他打桥牌，抄写两三页乐谱，晚上可能要去剧院里指挥。
看不懂，不明白在说什么，想听懂的人讲讲。
我感觉自己在伦敦有说不出来的舒适。不是因为伦敦有根本上的改变，是因为我自己改变了。我年长了三十岁，经历过战争和战后岁月的各种紧张和挣扎，我彻底渴望能过上宁静的生活，不去听任何政治性议论。当然，在英国也有不同的党派，辉格党和托利党，一个自由派，一个保守派，还有一个工人党，但是他们之间的讨论与我不相干。毫无疑问，在文学界也有不同流派，有公开的争论和隐蔽的敌意，可是我在这里完全置身事外。不过，最让我感到愉快的是，我终于又能感觉到一种文雅、礼貌，没有激动、没有仇恨的氛围。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对我的生活毒害最深的莫过于那种无论在乡下还是在城市里都感觉到的憎恨和紧张，我总得保护自己不要卷入这些争论当中。这里的居民还没有惊惶失措到那等份儿上，这里的公共生活中存留的规矩和体面要多于我们那些因为通货膨胀的欺骗而变得道德沦丧的国家。这里的人们生活得更为安详，更为心满意足，他们更多地关注自己的花园，自己喜爱的小玩意儿，而不是他们的邻居如何。在这里一个人能呼吸、思想和考虑问题。
在我到了伦敦的第三天就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我的计划。出于收集手迹的旧有激情，我来到大英博物馆浏览那些向公众展出的藏品，在里面看到一份处决玛丽·斯图亚特的手写报告。我不由自主地问自己：玛丽亚·斯图亚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真的参与谋害了她的第二任丈夫，还是根本没有？因为晚上没有什么书可读，我便买了一本关于她的书。那是一本颂扬她的书，将她当成圣人一样为她辩护，一本肤浅而愚蠢的书。由于无可救药的好奇心，第二天我又买了另外一本书，这本书里所主张的，几乎和前一本书完全相反。现在我开始对这个个案感兴趣。我想找到一本真正可靠的书。没有人能说出一本来，于是我在寻找和了解中不由得进入了比较当中，在不自觉当中已经开始了准备一本关于玛丽亚·斯图亚特的书，这个工作让我在图书馆待了好几个星期。当我在1934年年初返回奥地利时，我已经下了决心，再回到我已经喜欢上了的伦敦，在那里安安静静地来完成这本书。
我在1934年2月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这几天里就待在维也纳，根本没有看到这些发生在维也纳的决定性事件当中的任何一件，在它们发生之时，一点点，哪怕一点点也毫无所知。有炮击发生，许多房屋被占领，几百具尸体被运走，可是我一具也没看到。任何一位在纽约、伦敦、巴黎的报纸读者对发生的事情的了解，都超过我们这些似乎应该是见证人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离一个事件发生地十条街远的人对该事件的所知要比那些在千里之外的人所知还少，这一令人吃惊的现象以后一直不断地被证实。
没有真相 ，其外不知其内也不知。
当时这出闹剧为什么令我如此愤慨，可惜这需要从历史上做一些解释性说明。在过去的十年里，欧洲和世界几乎都已经忘记，在从前私人权利和公民自由是多么神圣的事情。自从1933年以来，搜查、随便逮捕、财产没收、驱逐、遣送以及各种想得出来的摧残形式几乎都变成了司空见惯的形式。
不得不联想到当下最近20年的大退步。
某种感觉告诉我，这样的小插曲只是一个带震慑作用的前戏而已，更多更深远的攻击还会接踵而至的。当天晚上，我开始将最重要的文件打包，决定从此一直生活在国外，而且这种放手意味着的不光是这座房子和这里的土地，因为我的家人将这座房子当成自己的家，她们热爱这个国家。对我来说，个人的自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我没有把我的意图告知任何朋友和熟人，两天以后返回伦敦。我到伦敦后的第一件事便是，通知萨尔茨堡的行政管理部门我彻底放弃将萨尔茨堡作为我的居住地。那是我与家乡脱钩的第一步。我知道，有了维也纳的那几天，奥地利已经惨败了。当然，我还不知道，我自己会因此失去多少。
十六 和平在垂死挣扎
那种失去祖国的残酷处境还没有开始，对于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很难将这种处境解释清楚：那是一种让人神经备受摧残的感觉，清醒地睁着眼睛踏入虚空当中，知道自己无论在哪里立足都可能片刻之间再被赶出来。
也就更能理解犹太人为什么不断被驱赶被欺负。柬埔寨洞里萨湖的越南难民不许上船，香港的大陆新娘，泰北的国民党军队后代等等，现在国家边界高墙之外好像都变成了坏人。
几乎每个人都会知道，如果上海犹太人没有选择离开，后面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我有一个让人发狂的理念：在讨论时局方面，我身在外国，不能插言。我知道这想法有多么愚蠢，但是我无法克服这种多余的阻碍。对于奥地利的领导层表现出来的愚蠢，我尚且无能为力，我怎么能在这里，在这个我自己感觉是客人的美好岛国里，在对情况有更清楚、更好的了解之上，提醒人们希特勒将对世界构成威胁呢？他们会把这当成我个人的看法。当然，面对一些明显的错误，要想保持嘴巴紧闭，有时候也是很困难的。让人感到心痛的是眼睁睁地看着偏偏是英国人的最高道德准则——他们的忠诚、诚实的愿望，在没有相反证据时首先给人以信任——被精心策划的宣传所滥用。
后来我不得不承认，在战争之前我从来没有认识到英国人身上最深沉、最内涵的，只有在最危险的时刻才迸发出来的力量。这样一来，我就更没有资格说什么了。
既然骄傲于自己的文明，自然会努力护卫自己的文明，天佑英国二战获胜，读文天祥传记时只能感慨中华民族的霉运，好像每次关键时刻都被诅咒。
在我们的世界因为不信任与不和睦而遭受破坏之时，另外一个世界正在建设；也许那是一种模糊的预感，我们的以及我个人的未来会在与欧洲隔洋而望的那个新大陆。
对我来说，去强调超越国家和语言的精神上的团结，显得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为重要。
当我看到这些无辜的年轻人被神秘的幕后操纵者武装起来，让他们起来反对自己的国家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预感到我们将面临什么，欧洲将面临什么。轮船在停留几个小时再起锚之时，我上船后快速走进船舱。再去看一眼这个美丽的国家，它将由于外来势力而遭受残忍的蹂躏，这让我感到巨大的切肤之痛。我感觉到，欧洲，我们的神圣故乡、西方文明的摇篮和圣殿，正在由于自己的癫狂而注定要走向死亡。
当人类通过技术创造所具备的神秘力量将自然置于自己的手中时，这些技术也同时搅扰人的灵魂。技术给我们带来的最糟糕的诅咒，莫过于它阻止我们逃离现实，哪怕一刹那也不行。
对城市的同样劫夺可能也发生在几百年以前的中世纪战争当中。然而新增的内容是，他们那无耻的乐趣在于对人进行公开的折磨，对灵魂的摧残，各种精心设计的侮辱。所有这些并不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而是上千人在遭受这种苦难。
一位流亡中的俄国人所说的一句话：“以前，人有一个身体，一个灵魂。今天他还需要一个护照，不然就不能被当成人一样对待。”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所经历的能让人感觉到的最大倒退，莫过于对个人行动自由的限制以及自由权利的缩小。在1914年以前，地球属于所有的人。每个人可以去他想去的地方，想停留多长时间就停留多长时间。没有所谓的许可，没有准入。当我跟现在的年轻人讲到我在1914年以前去了印度和美国，没有带护照，也根本没见过护照是什么样子，我总是看到他们脸上的惊奇。
真渴望这样的世界，每每看民国人动辄出国的自由就真感慨。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这位不苟言笑的精神世界的伟大人物，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如此深化和扩展了关于人类灵魂的知识。
有一次他对我说：“百分之百的真实，就如同百分之百的酒精一样（根本不存在）！
联合起来反对他这位令人不愉快的“离经叛道者”，不光是大学，不光是老派的神经学医生，整个世界——整个旧世界、整个旧的思想方式、旧的道德“常规”——整个时代，都害怕这个能揭开人性面纱的人。
一旦涉及学说和真相，他从不迁就，抵制越激烈，他的决心就越强悍。如果我要为“道德勇气”这个概念——这是世界上唯一不要求他人牺牲的英雄主义——寻找一个象征人物时，我总是看到弗洛伊德那张美丽而阳刚的脸庞，那双深色的眼睛有着直率而安宁的目光。
我见到的他比任何时候都开朗，甚至幸福。他带我从这座伦敦郊外房子走出来，来到花园里。“我住过这么漂亮的地方吗？”他这样问我，从前那么严肃的嘴角露出灿烂的笑。他给我看他最喜欢的埃及雕像，这是玛丽亚·波拿巴帮他抢救出来的。“我不是又在家里了吗？”他的写字台上摊开着手稿，已经八十三岁高龄，每天依然以圆润的字体来写作，如他在风华正茂的年月一样，思路清晰一如既往，仍然不知疲倦。他的坚强意志战胜了一切：疾病、老迈、流亡，他身上那些在漫长的战斗岁月中被遮蔽起来的善良本性一下子自由地奔涌出来。他的年龄让他变得更加温和了，他所经历的磨难让他变得更加深思熟虑。
只是对他的眼睛，这无法征服的瞭望塔——这位精神英雄正是从这里去看人间世界——死神这阴暗的绞杀之力却无能为力：他的眼睛和神智，直到最后一刻都完全清亮。有一次，也是在他临终前不久某次拜访他时，我带上了萨尔瓦多·达利——在我看来他是新一代中最具天赋的画家，他无比敬仰弗洛伊德——在我和弗洛伊德谈话时，他画了一幅速写。我从来没有敢给弗洛伊德看这幅速写，因为达利已经先知先觉地画出来他身上的死神。
凯蒂在《暮色将至》中说弗洛伊德负辕而死，也是烧尾宴主页那句话的出处。。
最后，他们被夺走一切，只有随身的一套衣服，兜里带着十马克，被逐出国境，根本不问他们能去哪里。然后，他们站在国境线上，他们去祈求领事馆，几乎总是徒劳的，因为哪个国家愿意要被洗劫过的人，哪个国家愿意要乞丐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我在某一次走进伦敦一家旅行社时所看到的情景。那里挤满了逃难者，几乎都是犹太人，大家都想要随便去什么地方。不管到哪个国家，北极的冰天雪地也好，撒哈拉的炎热沙漠也好，只要离开，只要继续走，因为居留许可已经过期，他们必须得离开，带着女人和孩子到陌生的星星之下，到外语的世界，到那些他们不认识，人家也不愿意接受他们的人当中。我在那里遇到一位曾经非常富有的维也纳工业家，同时也是我们最有智慧的艺术收藏家之一。我一开始没有认出他来，他的头发已经那么灰白，人变得那么老，那么疲惫。“他孱弱得要用双手扶着桌子。我问他想去哪里。“我不知道，”他说，“如今谁还会来问我们的意愿？能去哪里，就去哪里。有人告诉我说，这里有可能拿到去海地或者圣多明哥的签证。”我的心被揪紧：一位筋疲力尽的老人，带着孩子和孙子，战战兢兢地寄一线希望于能前往一个此前从来没有在地图上正眼看过的国家，只是为了能在那里继续乞讨，继续流落异乡，漫无目标地漂泊！”
几百年以来，他们才又一次被迫形成一个自己早已感觉不到的共同体，这个被驱逐者的共同体，自从在埃及遭驱逐以来就反复出现。但是，为什么这种命运出现在他们身上，而且只出现在他们身上？这种无端的迫害，原因是什么，意义是什么，目标是什么？他们被从各个国家驱逐出来，却没有人给他们一块生存之地。人们对他们说：别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但是却不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在哪里生活。人们将罪责推给他们，却拒绝给他们以任何手段让他们来赎罪。于是，他们用灼烧般的眼睛盯视着逃亡：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把我和你放在一起？我不认识你，我不懂你的语言，我不理解你的思考方式，我和你没有任何关联。为什么我们都遭受这样的命运？没有人知道答案，我在这些日子里经常与我们时代头脑最清晰的天才弗洛伊德谈到这个话题，连他也找不到问题所在，也看不出这荒谬中的意义。也许这正是犹太文化的终极意义所在：通过他们神秘的长久存在，周而复始地重复约伯向上帝提出的那个永恒问题，以便它不会在人世中被完全忘掉。
约伯的主旨问题：为什么虔敬而无辜的义人要遭罪？为什么上帝缄默不语？为什么上帝不主持正义？
在二十五年以内，再一次束手无策地面临厄运，没有任何意义的想法在发疼的太阳穴上突突跳动。我们所有人想到的都是同一件事，只是想到“是”和“否”，想到在决定性的赌博当中到底是“红”还是“黑”。在这场赌博当中，押上的是我的整个人生，我的残年岁月，我尚未完成的书，一切我至今所感觉到的我的任务、我的生活意义。
按照任何理性的原则，我现在应该快速收拾起我的书籍、手稿，应该尽快离开英伦岛这个可能的交战国，因为我在英国是外国人，一旦开战我便是敌对的外国人，会面临各种可想而知的自由限制。
可能真的是主客有别，也可能真的是贴近地面与否的差异。茨威格笔下的这种阴晴不定，这种难以琢磨的巨大危机，也并不是当时的每个人都如此感受，读到这儿感觉如此无法继续（也是我知道茨威格最终命运而产生了倾向性吧）.
同时代的英国也产生了《万物美且有灵》这样世外桃源般的作品。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4187411/
有一些无法解释的情绪在阻挡我逃离。一半是因为我的固执，我不愿意一次又一次逃亡，因为不管到哪里，同样的命运都会尾随而至；另外一半原因，是我的疲倦。“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我用莎士比亚的话对自己说。
所以开篇引用莎士比亚：让我们泰然自若的与这个时代狭路相逢。
我们默默地站在这突然鸦雀无声的房间里，避免目光相遇。外面传来鸟儿无忧无虑的啁啾声，它们让自己在和煦的微风中沉浸在轻松的爱情嬉戏里，树在金色的光芒中摇曳，它们的叶子像嘴唇一样彼此轻柔地触碰。这古老的大自然母亲，总也无法知道她的造物有着怎样的忧愁。
一段非常幽静的文字，这一刻正在循环单曲《The wind that shakes barley》，同时得到许久未联系朋友的关心，生活总是可以继续的，无非就是没法一直那么体面。
一个人因为他的种族和思想方式，被标记为与德国格格不入，因而早已经被德国排挤出去；现在，在另外一个国家，一个共同体的科层管理条例却将他，一个从来没有归属过德国的奥地利人，强行划归为德国人。这种荒谬的情形实在是难以设想。他们这样大笔一挥，我整个一生的意义就变成了荒谬。
我的整个一生，都在充满激情地致力于在人性上和精神上的团结一致，在这个最需要牢不可破的共同体的时刻，却因为这极度的排挤让我感觉到如此无用和孤独，这是我的生活中前所未有的。
我知道，过去的一切都化为云烟，一切业绩都将成为乌有。欧洲，我们曾经为它而活着的家乡，所遭受的毁坏不止于我们自己的生命。将来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全新的时代，但是在通往这个新时代的路上，还有多少地狱和炼狱必须经过。
死亡也许不是因为昨日的死亡，可能更多是因为未来不确定的无限浩劫。
译者后记
在最后一章“和平在垂死挣扎”手稿的日期下面，有茨威格手写的这段话，在后来的印刷本中它们没能与读者见面： 这是第一天。随后的日子接踵而至，明亮的、昏暗的，单调的、空虚的，战争年代滚过来了，我不愿意去说它。在我写下这行字时，它的手正在用梆硬而血淋淋的字，书写着它那残忍的编年史。然而，我们的站立处尚且在它起始之地的开端。只有在它终结之时，诗歌的韵律才会在我们耳边再度响起。
译者注释很多时候是一把双刃剑，看似为读者提供额外信息，其实也容易一方面遏制了读者求知探索的好奇心，另一方面也会因为内容的肤浅而造成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