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某教授说我们这个时代好像有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在拽着所有人堕落，深有同感。官员、底层公务员、医生、教师、出租车司机、商人、农民，，，，好像所有人都在忍受不公，就是看不出来谁不在这个行列。
就想起《黑洞：弘光纪事》这本书，作者也是认为，明末的政治黑洞吞没了一切，看似强大的明朝在大清精兵强将的冲击下瞬间倒塌，即便南明数度看到北伐胜利的烛光，终究还是抵不过黑洞的强大。
矛盾状态，远不只见于名节有亏之辈，尤应注意那些“清正之士”，内心也往往陷于自相牴牾。例如黄宗羲，自集义军，坚持抗清，只要一线希望尚在，就不停止战斗；即便战斗无望，也拒不仕清，终身保持遗民身份，其于明朝似可谓忠矣。然与行为相反，读其论述，每每觉得黄宗羲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君者，他对君权、家天下的批判，是到那时为止中国最彻底的。以此揣之，他投身复明运动，并非为明朝而战，至少不是为某个君主而战，而是为他的国家、民族、文化认同而战。然而，他的行为客观上实际又是在保卫、挽救他已经感到严重抵触和质疑的皇权，以及注定被这权力败坏的那个人。这与其说是黄宗羲个人的矛盾，不如说是时代的矛盾。
是明末很多正直知识分子所共有的隐痛：虽然对君上、国事诸多不满甚至悲懑，但大义所系，国不得不爱，君不得不尊，统不得不奉，于万般无奈中眼睁睁看着社稷一点点坏下去，终至国亡。
水色评论：这也是顾炎武等人能把天下和国家分离的原因，只有分离了，才能自救，能自我保全，能维护一个允许其他人自我保全的环境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然而，这时代的深刻性，不只在于旧有事物的无可救药。我们从万古不废的自然界可知，生命机体腐坏，也意味着以微生物的方式转化为养料和能量，从而滋生新的生命。明末那种不可挽回的圮毁，在将终末感和苦闷植入人心的同时，也刺激、诱发了真正具有反叛性的思想。
温睿临《南疆逸史》： 夫道有污隆、时有常变，文经武纬，迭相为用。兵之设肇于炎黄，圣人未尝不亟讲之也。故《易》著师象、艺尚射御；武王亲秉旄钺，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孔子夹谷之会，具左右司马，诛莱夷而齐侯惧；清之战，冉求用矛以入齐师，孔子称其义。故以即戎望之善人，而夫子自言战则克，盖得其道矣，圣人何尝讳言兵哉！自晋人尚清言、宋人祟理学，指武备为末事、将帅为粗人，借弭兵偃武之说以自文其不能，天下靡然从之；于是将鲜道德之选、军蔑尊亲之习，甲兵朽钝，行伍单弱。驯至盗贼纵横，貊夷交侵；乃尊用粗暴猛厉之夫，奉以为将。始则慢之，继则畏之；骄兵悍将，挟寇自重，文吏恇怯而不敢究。盖后世中国之衰，皆自腐儒酿之也。宗周侃侃正色，忠矣直矣。至欲以干羽格“闯”、“献”方张之虐焰，何其迂也！南都立国，宿将尽矣，惟有四镇耳。故虽暴横，而史公欲用之；不惮委曲绸缪，抚辑其众。乃宗周指其当诛以激其怒，使之抗疏诬诋大臣，不反轻朝廷之威耶？汉文帝有言曰：“卑之无甚高论”；令及今可施行也。后世之君子，皆自持其正论，以博名高耳，岂计时势之不能行哉！……呜呼！世有君子而使其道不得行，人君之过也。尊其身矣、听其言矣，而言不度乎时宜、身无救於败亡，则岂孔孟之道果仅可用诸平世欤！
水色评论：这句话是每个崩坏时代里最坏的一个地方，拥有权力的人肆意破坏规则。
践行父亲临终之托，续完《幸存录》。其中对弘光朝事的一番总结，令历来识者抚膺击节： 朝堂与外镇不和，朝堂与朝堂不和，外镇与外镇不和，朋党势成，门户大起，清兵之事，置之蔑闻。
水色评论：讪君卖直，脱离现实问题，也推动其他人脱离问题。
从洪承畴降清算起，投降问题横穿两朝（崇祯、弘光），令人焦头烂额。对于视“名节”为压箱底之宝的明朝来说，是沉重打击。但杨士聪却有别致的见解： 商周之际，仅得首阳两饿夫。北都殉节，几二十人，可谓盛矣。 自开辟以至于今，兴亡代有，万无举朝尽死之理。
水色评论：好见解！
中国的问题，不在缺乏公权概念，甚至不在缺少防止公权私有的制度设计（当然，那时的设计达不到现代水平，但跟相同历史时期世界好多地方比，中国的设计已算出众），而在于中国人通常不能信守。他从小受教育曾经接受过公权的意识，也从文章和语言上反复表示要忠于这意识，但一旦权力到手，却完全背弃所诺。这就是心口不一。
水色评论：坏，坏到承诺堕落成欺骗的手段，坏到信守承诺反而变成缺点。
曾静在深受吕留良思想影响的著作《所知录》中，写有这么一段话： 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
水色评论：这位曾静可是个任务，可是与雍正皇帝硬刚过的人。